一
一连几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每年一届的春节联欢会，抽奖总是没有我的份。2007年的联欢会上，我竟得了特等奖――作为散文家的美术师韩美林的亲笔画。待我迅速走到主席台一侧领取特等奖时，震惊地发现，这特等奖是精美纯白的画框里镶嵌着一幅纯白地质的黑色线条勾勒的
韦君宜在写到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谓丁陈集团以及家父李又然和家母刘蕊华的时候，分别写过如下三段话：
她先说：“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这怎么能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真如此，以作家协会来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
之后她写道：“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她又说：“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吗？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我还想起了另一本书的记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邢小群采访诗人田间的夫人葛文，二人简洁的对话也极具说服力（原载《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摘录如下：
邢：文研所曾挂过丁玲的照片。当时是田间先生主事。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丁玲在文研所威信很高吧？
葛：挂有什么了不起！不挂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多教授讲课，有谁讲得过丁玲？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黑暗中》写得就是好。她被国民党抓去，是做了坚决斗争的，要想跑出来是不容易的，她不是叛徒。作为前辈，她给你条件，给你希望，当然大家都热爱她。她讲的又不违背毛主席的理论，当然威信高。女作家中还有谁？冰心也不会说这些。冰心写的是人间之爱，与咱们说的是两码事。咱们讲爱，是要注入具体内容的，否则你爱谁啊。
邢：您对艾青、李又然怎么看？我觉得他们都没有理由被划成右派。不过艾青说话随便一些、自由一些。李又然是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的。在屋里挂个法国的光屁股女人的像，算什么事？
二
早在1915年，刘海粟为学生开设了人体模特写生课。他在大街小巷贴广告以高薪征求模特，却无人愿意“献身艺术”。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男模，也三番五次想开溜。1924年底，他的一名学生在江西举办画展，因为展品中有几张人体素描，遭到江西省的警察局查禁。刘海粟愤而抗议，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人体写生，更是不断在各大媒体发表言论，与各方人士进行辩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保守派们大肆攻击其“伤风败俗”，偷卖春宫图的小贩也趁乱称要出售上海美专裸体模特照片，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俨然成为当年最热的社会话题。他的做法在当时甚至得不到美术界的支持。
1926年5月11日，上海市当局下令严禁上海美专的裸体模特写生；刘海粟将抗议信刊登在《申报》，却招致“辱侮名誉”的罪名。7月9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因为学校使用裸体模特引起社会轩然大波，而法院最终判他的申辩信侮辱了两位官员名誉，罚款五十大洋。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裸体模特风波终告平息。尽管这场论争以刘海粟告败而结束，却使中国民众首次认识了人体艺术。在刘海粟事件后，裸体模特写生课程陆续出现在很多美术院校，但严格限制在美术界内部。
三
联想家父李又然蒙冤近四分之一世纪，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家父李又然1975年1月17日为争取平反写给毛主席信的附件中说：“我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周扬，尤其刘白羽，有直接的责任。他们都倒下过，我不愿随便说他们一句什么；总是希望回到党里来，必须交代一些情况，不得不提起他们。他们都还是党员，这是最大的幸福；再说一遍：我祝贺他们。以后只要有机会，又如果是适宜的，我和他们做朋友，团结他们。”“我对周扬说：‘你在延安关了我一次，在这里北京又关了我一次，是不是还有第三次？如果有，请你预先告诉我一声，我好做些准备。我现在有妻子儿女，有一个家！’周说：‘延安那次我对不起你，这次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对不起你！’”“我对刘白羽说：‘要考虑考虑你的党籍问题！’萧三说：‘李又然说得都对，就是这句话不对。’”
1957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编印了一本题为《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稿子是经发言人修改整理过的，但一位老同志的记录稿与此有所不同）。其中记录周扬在1957年7月25日十四时会议发言中讲道：“对李又然的隔离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对他隔离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应该道歉。对陈企霞的隔离也错了，凡是搞错的，都诚恳纠错。”
这位老同志还在记录中写道：“刘白羽检讨说，在处理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同志问题过程中，当时作协党组的具体负责人，我们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是应该的，需要的，但斗争过火，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便伤害了同志，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这是最沉重的教训。”“刘白羽说，因为会上揭露的事实，是面对面揭露，便未查对，未推敲。党组报告未经党组讨论，也是错误。会议的材料有对的，但也有夸大的，对揭露的事实和各种意见没有进行查对，没有从反面仔细思考，进行分析研究，就贸然地写了给中央的报告。至于这个报告没有经过党组每一成员讨论，这在组织原则上更是不应该有的错误。这一切都是不恰当的。”直到1957年7月30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仍作检讨说：作为五人小组、党组负责人，“我的缺点主要是‘左’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期间我有偏激过火的地方，斗错了、斗重了一些同志，我个人都负有责任，应当向他们赔礼道歉，特别对李又然同志的隔离，我曾经在肃反总结会议上道过歉，也曾两次到他家去道过歉，今天我还向李又然道歉。……还有，就是当时对有些材料的查对复审不够，材料中有夸大的地方，这都表明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事实上，另一位当事人郭小川，1960年在反右倾他自己受批判时作《第二次补充检查》和写《6月5日的日记》还在说：“……多年以来，我有一个小圈圈作风，无论在哪里（除前方打仗时除外），都有几个所谓‘朋友’，在‘朋友’之间，言不及义，自由主义，甚至发发牢骚。到北京后，遇见了朱丹和方纪，因为朱丹与李又然接近，我们比较疏远。”“大会批判……李又然什么情况？这个流氓猖狂向公家要钱，什么态度，对这些奇怪现象提过意见，不以为然，矛头对准谁？”时间到了1968年，郭小川在―份材料中写道：“1957年初丁玲写的材料中，就用‘检查’的形式，揭露了周扬在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作为给丁、陈写结论的负责人，就把丁玲这个材料印发给少数负责人(我记得，只发给旧中宣部党委和旧作协党组的负责人和陆定一、张际春、周扬、林默涵们)，因为，当时丁玲的所有的材料都要印发的，目的是让有关负责人了解她的动态。但是，周扬看了，大为恼火，他对我说：‘为什么要印发那样的东西呢?我现在还是中宣部副部长，还让不让我工作嘛！要看政治问题，要看一个人同党的关系嘛！’这以后他又经常讲到丁玲对党的不忠，暗示他自己的‘对党忠诚’。”（摘自《郭小川全集》第十二卷・外编/1959年前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何止是周扬一个人具有两面性，再看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是怎样提及刘白羽的两面性的：“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说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四
主持正义者大有人在；他们不畏强暴甚至一再地被打击报复。当时的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后来的中纪委常委李之琏，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记叙了《陈企霞、李又然问题的曲折》：
这次中宣部部务会议开过不久，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受命写出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机关党委审批。我和机关党委的同志认为，在肃反运动高潮中，对于在政治上还没有弄清楚的党员急于开除党籍，会对运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部务会同意了，但还应听听多方面的意见，提议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联合起来，共同讨论这个决定。中宣部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兼任。他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由他主持五人小组成员和党委成员开联席会议，讨论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李二人党籍的决定。决定中对开除陈企霞党籍的根据有两条：一是他是“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二是他历史上有托派嫌疑。对开除李又然党籍的根据是：他在历史上有托派嫌疑，还说他在思想上腐朽得不成样子等等。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作为托派嫌疑而开除他们的党籍不妥，因嫌疑是不肯定的。如果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那么“小集团”的为首者丁玲尚未处理，先开除陈企霞也不适当。因为在党组的上述报告中对陈企霞反党的事实写得很不具体，“反党小集团”成员本来是三个人。另一人由于承认了错误并站在主持人一边揭发丁玲、陈企霞，领导就不再追究他，而变成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这说明，“反党”或“不反党”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决定，很不严肃。而李又然又并不属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况且这两个人在作协党组的要求下，已由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批准实行了“隔离审查”，他们已不能参加任何党的活动，开除只是一个手续问题了。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根据不充分，要他们回去再研究重写。
改写的“决定”没有送来。到1955年12月15日，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有“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的党籍”的话，因而开除党籍也就随着对整个报告的批准而成既成事实。
接到中央的批示后，陆定一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审理予以否定。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对这两个人的党籍如何处理？是释放后立即告知其已被开除，还是另向他们做出交代？由张际春副部长主持讨论后，认为：“丁、陈反党小集团整个案件尚未处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作为其中的问题之一，仍可作为还在处理过程中，不必立即宣布他们已被开除。”
陈企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况不符。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这种谈话，当时机关党委也只是听听，向领导反映反映而已。对反映周扬这样的领导人的任何意见，机关党委均无权处理。
但对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这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宣部部务会已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又提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
1956年6月28日，由陆定一主持的部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关于陈企霞等问题）今后的做法，确定由张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等继续参加党的生活。
会后，张际春为此事向中央总书记作了请示、报告。小平同志同意。
机关党委为了进一步落实上述决定，又通知“由杨雨民、郭小川、阮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汇报时由际春同志主持，并吸收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时由苏一萍代）、李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五
整人的人无异于在草菅人命；既然是“‘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审理予以否定”，就扣上“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家父李又然在其散文中提及过拉斐尔和伦勃朗，现在无法知道“挂个法国的光屁股女人的像”，是二位欧洲文艺复兴绘画大师中哪一位（或者是其他哪一位）的不朽之作，只是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整人的人比挨整的人心里永远都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整人的人直到自己也挨整时才疾呼冤枉，却又永远都不如挨整的人明白――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因为整人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整人；挨整的人大多是整人的人的战友，却一次次地挨整人的人整；整人的人给挨整的人赔礼道歉、平反昭雪时，不仅从无合理解释，还说每一次整人都是在认真而坚决地执行上级指示；今后再有整人的机会，仍会当仁不让地继续整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以后，陆定一曾经对于光远说过：“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后来于光远在《周扬和我》的文章里披露，我把陆定一的话告诉了周扬，周扬“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
六
春天多美好。在这次春节联欢会上，我第一次和新当选的作协主席铁凝握手，此前我任执行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自选文库》之一就有铁凝一集，名曰：《麦秸垛》；那是我在很早读过她的纯美而真切的《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之后，又一次集中而大量地接触并熟悉她的文字，我发现其中有了性的描写。……孰料如此喜从天降，作协竟在联欢之时――发了我一个大屁股，一个女人的大屁股！此情此景，谁能了解我的喜获特等奖的内心感受呢？
那天，我让正读高三的儿子放学后到北京饭店找我，他刚来，我即获奖，联欢会散场，我们轮换着拿这幅女人裸体画从王府井步行街走过，到中国美术馆旁一家老北京风味餐馆赴约；中间正好路过当年的文联作协大楼、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家父李又然工作和挨整的地方。我的工作单位和儿子的学校都在附近，后来我知道韩美林也住这里。儿子竟说起爷爷李又然的“蒙冤史”和他曾在中国美术馆、中华世纪坛、首都博物馆看过的法兰西、俄罗斯等馆藏的绘画与雕塑。他这个80后生人甚至知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艺术中的裸体问题空前地尖锐敏感：1985年一张裸体画首次进入了中国美术馆展览，引起所有驻京外国记者关注，将之视作中国开放的信号；1988年，《裸体艺术论》出版，第一版就印了二十万册，成为热门畅销书；而同年“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吸引了二十二万人次参观，是至今没能打破的美术展览观展人数纪录。
此时此刻，我的儿子李语然简直是趾高气昂地想让满王府井大街上的人都看到他手中的女人裸体画，他兴奋地走着！
（本文编辑：谭宗远）
 |
